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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策关注｜从中信银行张某案看金融高管刑事风险防控 —— 兼评《反腐败五年规划》下的律师作用
近日，中信银行总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张某与外界失联的消息在金融圈内不胫而走，引发了广泛关注。若将这一具体案例与此前银行系统内多人带走调查，一并置于2023年印发的《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工作规划（2023—2027年）》这一宏大背景下来看，便能清晰洞察，此事件绝非孤例，而是五年规划下我国“遏制增量、清除存量”的反腐风暴在金融领域的必然体现。我们需要从个案中精准解析风险信号，从而为金融机构及其高管提供更具有前瞻性、更有效的合规指引与防御策略。从目前公开报道已披露的信息来看，张某案几乎精准匹配了《规划》中所勾勒出的几个核心风险点。- 首先，是银行业恰好位于反腐重点领域。张某所在的银行业，位居《规划》明确的十二大重点领域之首。相关报道提到，驻中信集团纪检监察组树立了“穿透式、实质化审查调查理念”，并充分运用大数据信息化手段进行多维研判，掷地有声地反映了在政策层面，国家及银行领域内对于打击“新型腐败、隐性腐败”的坚定决心。这意味着，以往试图通过复杂的市场交易、投资借款等金融工具伪造成“正常”业务形式，以达到掩盖背后违法违纪的权钱交易，面对此次调查，此类行为的隐蔽性将被大幅削弱，面临被穿透识别的结局。
- 其次，是领导干部“身边人”的风险。报道中提及“与张某一起‘出事’的或还有她的一位近亲属”，这一点需要重点注意，也值得类似人员警惕。这直接对应了《规划》中强调的要严肃查处领导干部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进行利益输送的问题。在实践中，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等罪名，已成为悬在金融领域、国企央企的高管及其家庭成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甚至往往是案件调查突破的关键切入点。
- 再者，是追溯倒查的风险。张某案为例，其案情线索可能回溯至其多年前担任战略客户部总经理时期，与部分房企的密切业务往来可能被重点关注。这充分印证了当前“倒查”的执法力度，十年甚至二十年都不过是证据问题，彻底打破了部分人员“时过境迁、安全着陆”，用离职、退休躲避调查的侥幸心理。历史的存量问题，在“清除存量”的铁腕政策下，随时可能被立案调查。
我们认为，在目前反腐的高压态势下，当事人若采取被动等待调查的策略，无异于坐以待毙。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高管、实控人，都必须将刑事风险防控的关口前移，从事后补救转向事前防控。我们在处理案件过程中也碰到这样的情况，有当事人认为，自己“不逃走”就等同于“自首”，这样的思路和理解是错误的，被动地等待与积极自首无论是态度层面、案件查证层面均无法等同，最终也导致并未认定为自首。对于金融高管个人而言，风险防范的核心是树立清晰的行为边界意识。这包括正确认识自己的职权内容，恪守职权范围的边界，并审慎处理与客户、供应商的关系，坚决避免、拒绝在融资、授信等业务中为特定关系人直接或间接输送不正当利益。同时，必须“管”好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重要信息应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也防止身边家人被“围猎”；明确警示并约束亲属，勿要利用个人的自身职务影响进行商业活动，不得“甘于被围猎”。此外，要对“期权腐败”、“影子股东”等隐性利益输送模式保持最高警惕，净化个人社交圈。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则需着力强化内部的警示系统，构建实质有效的合规体系。合规建设不能流于形式，必须实现对重大交易、关联交易的“穿透式”实质审查。机构应畅通安全的内部举报渠道，鼓励内部揭弊，将风险化解于萌芽。更为关键的是，应定期引入专业律师团队进行“刑事风险专项体检”，模拟监察调查的视角，对关键业务线和关键岗位进行深度扫描，主动发现并堵塞制度漏洞。另外，我们曾书写发表多篇关于“金析为证”的内容，虽然资金分析报告主要的使用场景还是在于巨大资金量、资金流复杂的案件，例如集资诈骗、洗钱等，但仍不排除此后将适用于金融机构及高管犯罪中，以查清事实。当出现高管“失联”等迹象时，通常意味着监察程序已经启动。此时，迅速、专业、有序的法律应对至关重要。当事人家属应在第一时间聘请专业刑事律师介入。尽管在留置调查阶段律师无法直接会见当事人，但律师可以立即为家属提供权威的法律指导，协助分析案情走向，并与办案机关建立正式、规范的沟通渠道，及时了解涉嫌罪名，并就案件程序性问题提供专业法律意见。同时，律师可以指导当事人如何在配合调查与依法行使权利之间取得平衡，为后续可能的辩护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张某案可以映照出《反腐败五年规划》在金融领域持续扎实并有利实践。对于每一位金融从业者及每一家金融机构而言，深刻理解政策导向，从案例中吸取教训，将合规风控内化为企业文化和个体行为的准则与要求，已成为在新时代背景下稳健发展的必修课。我们作为专业律师的价值，不仅在于案发后的有力辩护，更在于通过专业，进行前瞻性的风险识别与体系化的合规构建，帮助客户筑牢防线，实现真正的行稳致远，让我国金融持续良性发展。文章内容仅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本所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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