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 策 动 态

昔日顶流 ”涉嫌犯罪本人回应

近日“天眼查”网站一则截图显示于3月27日上午9点整，被告蔡某某、曲某某、董某某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一案，在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案号为（2024）浙07刑初1号，引起市场关注。多家媒体对该消息予以求证，网上流传的一张截图显示蔡某某被判三年，缓刑四年。据上海证券报，蔡某某回应称“我没有什么好说的，这个是网上的说法。”目前相关细节尚未披露。

据媒体报道称，2022年9月诺安原党支部书记、总经理奥成文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时，就蔡某某失联一事曾引起过市场关注，彼时蔡某某以发朋友圈的方式平息舆论，诺安基金也随后发布回应解释。就在此次蔡某某消息传出之前，多地公募基金被地方证监局交叉现场检查，其中内容就包含业务监管、廉洁建设，“长牙带刺”的强监管已然来到。

2月23日晚间，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公布了2024年1月的公募基金市场数据。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月末，我国境内共有基金管理公司145家，其中，外商投资基金管理公司49家（包括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内资基金管理公司96家；取得公募基金管理资格的证券公司或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子公司12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1家。以上机构管理的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合计27.36万亿元。

（来源：中国基金业协会《公募基金市场数据（2024 年1月）》） 

金融领域反腐力度空前加强已非新闻，而公募基金因其公开性的特征，关联的受众群体居多，蔡某某作为“顶流基金经理”，如今跨入犯罪领域，市场对该案件的关注程度可谓高涨。值得注意的是，市场随后涌出另一知名基金经理的小道消息，虽然目前尚未证实，但却是直接反映出基金国民化后，大众对基金经理能力的质疑需要出口与答案。 

新“国九条”强调“加强证券基金机构监管，推动行业回归本源、做优做强；加强交易监管，加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我们从刑事与行政的两端得以窥见，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金融从业领域的犯罪行为的发现量将有所提高、发现比例将上升。

“基金国民化”下，“顶流”基金从业者需更加重视廉洁性

当关注到蔡某某可能涉嫌刑事犯罪，不难发现大量“基金经理”的违法行为与其所掌握的专业知识、专业地位，以及拥有的知名度、信息优势、资金优势息息相关。

首先，基金经理“掌握”的资金体量较大，部分基金经理如蔡某某“掌握”的资金体量极大。

蔡某某曾先后任职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天津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华泰证券，于2017年11月加入诺安基金。2019年2月，蔡某某接手诺安成长混合，后因其以激进风格重仓半导体板块，且该基金获得全年95.44%的业绩，在同类产品中排名4/413，就此成名。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该产品分别获得39.10%、22.50%的年度回报率，然而2022年则大亏40%。诺安基金在2023年9月披露公告显示，基金经理蔡某某因个人原因离任诺安成长、诺安积极回报以及诺安和鑫三只基金，卸任了所有在管产品。

（数据来源：天天基金网） 

（数据来源：天天基金网） 

诺安基金另一前基金经理邹翔在2022年9月因“老鼠仓”利用非公开信息交易罪、行贿罪被判有期徒刑11年。从2010年10月起，邹翔担任诺安基金公司基金经理，其具有操控相关基金分组股票的权限；2015年1月15日，邹翔申请离职，并于同年2月14日完成审批、离职。正是在邹翔担任诺安公司投资部执行总监兼基金经理期间，其利用职务便利，将未公开信息透露给其弟邹某，非法获利共计2355.0356万元。值得注意的是，邹翔在“老鼠仓”发生后，邹翔为谋取撤销案件或较轻处理的不正当利益，请托公安经侦人员提供帮助，共向两人行贿430万元，最终一审数罪并罚被判有期徒刑11年。 

资金体量大既意味着话语权（提供操纵市场的可能），也意味着丰厚的管理费用，以及相应的薪资报酬。在“基金国民化”之后，蔡某某等基金经理也随之享有个人的“商誉”价值，而“商誉”价值进一步带来更多的投资行为，从而获得超额的管理费用，因此基金经理具有天然的驱动力去获得市场关注，然而，基金经理的价值本源仍与其专业水平相关联，因此往往“成也净值、亏也净值”，毁誉参半。

其次，基金经理相较于普通民众拥有信息差。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则是基金经理违法的重灾区，且无论是私募基金还是公募基金的基金经理都拥有该优势。

去年末，上海证监局披露一则行政处罚决定书，上海知名私募董事长控制他人证券账户进行趋同交易，违规获利超1000万元。处罚决定书显示，2018年8月30日，上海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某证券公司签署了《A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顾问协议》，该私募担任投资顾问，陈某琳为投资顾问授权投资代表。随后，陈某琳控制他人证券账户，利用未公开信息，大肆进行趋同交易。陈某琳共控制“曹某”“彭某”2个证券账户，自A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成立日至相关证券账户停止委托期间，分别在沪深两市与A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趋同买入股票62只、56只，趋同买入金额分别为6309.54万元、10709.30万元，账户趋同交易盈利分别为367.50万元、709.95元，上海证监局对其没一罚一。

再次，基金经理涉及行政处罚、刑事犯罪的数量历年来并不算多，但行为模式及罪名相对一致。

在威科先行中以“基金经理”作为关键词在裁判文书“刑事”案由中进行搜索，有162件案件为“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罪”，21件为“侵犯财产罪”，5件为“贪污贿赂罪”。不难推断，基于身份原因，基金经理相关犯罪中涉及贪污贿赂罪名的情形并不多见，主要还是以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秩序罪为主要案由。 

其中，又以“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数量最多。

有意思的是148件案件中，有89件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55件为“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最近五年占了18件，另外，仅有4件为“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

值得注意的是，在55件案件中二审有18件；而33件一审案件中，有13件由上海市法院管辖，占比第一，北京市法院占比第二为6件。 

2019年7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式实施《关于办理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明确了基金人员从事“老鼠仓”交易罪与非罪的界限，终结了刑法适用上的部分争议。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中所利用的信息主要是指证券、期货等金融机构使用客户资金购买证券、期货的投资交易信息，一般属于单位内部的商业秘密，法律并未要求此类信息应当公开，不属于内幕信息的范围，而属于“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以下简称“未公开信息”），这也是与“内幕交易罪”区别的重点。不过，由于近年来金融市场改革与发展速度较快，因此彼时《解释》第二条也提出，对于“未公开信息”难以认定的，司法机关可以在有关行政主管、监管部门认定意见的基础上，根据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作出认定。

从目前司法实践来看，“基金经理”踏入刑事犯罪的绝对数量并不高，但从强监管口径下的严格要求来说，犯罪发现的可能性却大大增加，“基金经理”需要极为重视对所知信息的保密与相关廉洁性要求，防止落入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犯罪构成中。

参考来源：

1. 《【WeNews】前明星基金经理蔡嵩松为何被查公募行业严监管时代到来》，财新网